預防接種受害救濟補償之舉證責任為何？
問題摘要：
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制度舉證責任之特點，在於其法制係以社會補償為核心，對因果關係之認定標準採寬鬆推定原則，並將因果關係不明之不利益歸由行政機關承擔，為台灣少數明文採舉證責任倒置之行政補償機制。相對於民事責任之高門檻與舉證負擔，該制度強調社會公平與國家對集體防疫政策所衍犧牲個人的責任，未來可望隨防疫政策之推展，逐步建立更具保障性與信賴性之國家補償制度。
律師回答：
預防接種制度的設計本質上是一種集體公共衛生政策，透過疫苗施打降低傳染病傳播與致死風險，保護群體健康。然而，疫苗作為醫療介入手段，即使經過科學驗證與主管機關審查核准，仍有極少數情形可能產生嚴重不良反應甚至導致死亡或殘疾。
救濟制度針對特殊受害者的救濟，真正目的在於消除民眾對預防接種可能導致副作用的疑慮，而能鼓勵民眾配合接種政策。
基於此，傳染病防治法第30條明定「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，得請求救濟補償」，並設置「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」，其立法目的並非追究誰之責任，而是因應個人為公共利益所承擔之特別犧牲，由國家提供社會補償。與民事訴訟追求損害賠償的責任歸屬截然不同，該制度本質為「社會補償」而非「損害賠償」。
因此，其對舉證責任的分配，採取更寬鬆且以受害者為中心的標準。根據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之規定，補償條件中關於「因果關係」之認定，不以嚴格之醫學確證為必要，而採三階段標準：第一，若認定預防接種與損害具有「關聯性」，應予補償；第二，即使無法積極證明有關聯，但亦無法排除關聯者，亦得補償；第三，僅在明確證明「無關聯性」時始不補償。此舉明確鬆動傳統舉證原則，並不要求受害人於個案中證明疫苗與損害之間具有「相當因果關係」，而是允許在醫學上無法否定關聯的情形下，國家仍應負補償責任。
該制度以行政機關設置之審議小組作為判斷補償與否之權責機構，受理個案申請後依據醫療記錄、專業鑑定及資料審查作成判斷，不以法院之嚴格訴訟審理為基礎，反映其以公平、補償為核心的公共政策目標。
換言之，其舉證責任已非單純由受害人負擔，而是由行政機關在合理程度內證明無關聯始得拒絕補償，等同將「不利於因果關係不明」之法律效果歸於國家。此種舉證責任倒置的安排，體現國家對個體因公共政策施行所生損害風險之承擔，也避免讓受害人落入因專業落差或證據困難而無法申請補償的窘境。
然而，若受害人另欲透過民事訴訟方式，依民法184條或191-1條向醫療機構、醫師或藥廠請求損害賠償，則法院仍會回歸民事訴訟法之舉證原則，即主張者應證明接種行為與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、加害人有故意或過失等要件。在此情況下，即使疫苗經由政府核准、醫療機構依常規施打，但若受害人無法證明其疾病與疫苗施打間存有醫學上足夠連結，法院即會以舉證不足為由駁回請求。
個人因政府推廣、輔導或強制接種疫苗，發生無法預期的損害時，係為公共福祉而產生「特別犧牲」，此一特別犧牲不應由個人承擔，國家有制定法律給予社會補償的國家責任。傳染病防治法第30條及預防接種救濟辦法，即為國家責任的具體表現，且因其「社會補償」的性質，法制設計上即無須遵循私法上「損害賠償」的學理。就預防接種與受害情形的因果關聯而言，依預防接種救濟辦法規定，除「有因果關係應予補償」及「無因果關係不為補償」外，尚有「無法排除關連性亦應補償」的中間類型，意指雖不能積極有效證明預防接種與受害間的關聯性，但因亦無法證明確定無關聯性，即無法排除有因預防接種而生損害的可能性，亦應予以補償。此一從寬認定醫學上的因果關係，避免落入私法上損害賠償訴訟常因嚴格認定因果關係，造成受害者負擔過重，求償無門的困境，正是社會補償法制所具社會性思考的特質。
(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47號判決)
受害人主張因接種疫苗而死亡，然而鑑定結果認為死者並非因疫苗導致死亡，且醫療過程無違失，因此法院認為其未盡舉證責任而判決敗訴，並指出該案係屬民事訴訟，無法適用傳染病防治法下的舉證責任倒置原則。此外，審議辦法本質為行政法規，係供受害人向政府請求行政補償之依據，不可逕援作為私法損害賠償訴訟之舉證原則，否則將混淆兩制度之立法目的與運作機制。
醫療行為具有相當專業性，醫病雙方在專業知識及證據掌握上不對等，法院衡量病患請求醫療專業機構或人士損害賠償之訴訟，由病患舉證有顯失公平情形，而減輕病患之舉證責任時，病患仍應就其主張醫療行為有過失存在，先證明至使法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，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，始得認其盡到舉證責任。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，得請求救濟補償，為傳染病防治法第30條第1項所明定，規範意旨在藉由私益受害之補償，以實現監測並改良預防接種可使用之公益目的，並以同條第4項授權訂定「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」（下稱審議辦法），設置審議小組，就人民發生預防接種受害救濟事項、受害原因之鑑定，及救濟給付金額等予以審議，屬人民向行政機關請求給付（補償）之規定。依審議辦法第13條、第17條規定，將受預防接種與發生損害（死亡、障礙、嚴重疾病及其他不良反應）間之因果關係（關聯性），明文就「相關」及「無法確定其關聯性」之情形均予補償，僅就「確定無關聯性」者不予補償。亦即，該辦法不採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「由主張者負舉證責任」之原則，而特別立法將「因果關係不明」之不利益歸予行政機關，將舉證責任倒置由行政機關負擔始得免責之方式，以達前揭公益目的，與醫療之民事訴訟迥異，二者應予區辨。…原審本其採證、認事之職權行使，綜據相關事證，合法認定甲○○生前感染B19微小病毒，引發噬血症候群，而生死亡之結果。系爭疫苗經以PCR及培養方法未含有B19微小病毒，甲○○之檢體就H1N1新型流感病毒呈陰性反應，本件未發現有H1N1新型流感疫苗施打致死之急性過敏性休克或感染症情形，難認甲○○之死亡與施打系爭疫苗有相當因果關係。又國光公司產製系爭疫苗，符合原料、設備、製程相關法令規範之程序，並經衛生署審查核准，該疫苗又經檢驗並無傳染病病原體存在，符合當時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，品質並無瑕疵；業於仿單詳載施打疫苗可能之副作用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，善盡其警告標示之責任。另甲○○之檢驗結果及臨床症狀，不符合噬血症候群之臨床診斷標準，林○淵、李○穎均無從確診為噬血症候群，該2位醫師所為診斷、檢驗及治療處置，均符合當時醫療規則，並無違失。且甲○○最終轉診至童綜合醫院，仍未確認噬血症候群並據以治療，林○淵、李○穎是否建議轉診，與甲○○之死亡間無因果關係存在。因以上揭理由，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，經核於法並無違誤。又上訴人於本件訴訟係依民法相關規定，請求中國附醫、臺大醫院及林○淵、李○穎醫師負損害賠償責任，而非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0條第1項及審議辦法請求行政機關負補償責任，自無上揭審議辦法舉證責任倒置特別規定之適用。原審因以上訴人未盡到其應負降低後之舉證責任，及無從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55號判決至本件訴訟，進而為其不利之論斷，於法亦無違誤。
(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47號民事判決)
行政程序上之專家合議審查固然屬專業技術性判斷，惟應符合組織正當、程序完備、資訊透明、判斷無重大錯誤等基本要求。司法審查非為取代專家，而為確認該審議機構是否依法定程序運作，是否斟酌完整相關事實與資料，是否於形成結論時排除偏頗與瑕疵，維繫人民對專業機關之信賴與補償正義之實現。專家判斷如涉及人民基本權利，其審查密度應予提高，法院應審酌是否未斟酌重要事項、是否忽略特定專業要件、是否以無關資料作為主要依據等情形。釋字553號指出，「事件之性質影響審查密度」，涉及科技、醫藥、能力等專業判斷與法律概念同時出現時，法院應於其判斷過程中，特別重視其正當程序與實質內容之妥當性。
藥害救濟制度性質上屬於社會補償，行政機關負有高度公益義務，應主動協助人民提出證據，積極調查事實，保障民眾基本權，尤其面對資訊弱勢之病患或家屬時，更應履行資訊釋明與程序透明責任，不得僅憑專家名稱或程序表面合法而草率判斷申請不符要件。
因此，在訴訟策略上，若係一般疫苗接種後發生不良反應者，建議優先考慮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制度，以其審查程序較為迅速、舉證門檻較低、獲得補償可能性較高為特點；惟若受害人確信疫苗具瑕疵或醫師施打過程明顯疏失，仍可依侵權行為規定提起訴訟，但應確保有具體醫學鑑定或證據支持，以避免敗訴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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